· 让人口更自由地跨地区流动，“一石数鸟”
观察者网：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上升5.44个百分点。与之相关，与出生率低下并行的是老龄化问题，关于社保基金、延迟退休、商业养老保险等话题都在讨论，结合发达国家经验，这些政策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吗，当前比较棘手的是什么？
陆铭：养老问题是由两个因素共同组成的，一是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带来人口老龄化，二是生育率下降，带来少子化，这两个力量共同作用之下产生养老金压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搞清楚这些原因后，方法也得多管齐下，鼓励生育当然是办法之一，此外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做法，就是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也逐渐延迟退休年龄。
社会各界也应该认识到，国家发展带来民众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一个好的结果，是人民福祉提高的一个表现。但客观上而言，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就会造成养老金压力，如果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旧维持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年龄标准上，整个养老金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至于延迟退休办法怎么定，现在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延迟退休是逐渐推行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另外政府也可以考虑在推迟过程中，由民众自己选择是继续就业，还是不工作、但养老金领取时间有所延迟，我觉得类似多元化的政策可以供人们选择。
老人们在社区聊天。图自法新社
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有局限性，尤其是提高生育率这点，就算真的做到了生育率提高，要让这些新生儿成为劳动力，能够充实到劳动供给和社会保障缴纳人群中，也至少要到16岁才能达到合法年龄，这个政策可以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对于当前已经出现的养老金压力以及劳动力短缺现象，我多年以来一直呼吁，要通过劳动力更为自由地从农村到城市、以及城市之间的跨地区流动来缓解这一趋势。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养老金压力主要存在于城市地区，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及跨城市流动，从微观个体角度来讲，就是在提高个人收入，从整个国家的宏观角度来讲，当个体提高自身收入水平时，由于养老金缴纳与个人收入正相关，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产生了做大蛋糕的效果；蛋糕做大了，就意味着能够投入养老金资源的量也增加了。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经济发展继续进步，人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使用资源不持续提高的话，养老金资源就会相对萎缩。所以，养老金问题一定是一个综合改革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要靠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在当前，这个问题又跟城市化进程纠结在一起了。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工作人群进入城市，但农民工子女和后代却没有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很好的教育，我们一方面觉得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又没让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挑战非常大。
我一直呼吁，要从源头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城市化以及农民工子女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一项长久政策；而且城市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养老金增加，也是一个可以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希望相关决策层和社会各界能够站到这个高度，去认识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工子女教育水平提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重大意义。
此外，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坊间有观点将此理解为是要让人们留在农村、留在小城镇，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不利于个体层面提高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也与国家层面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缓解养老金压力等发展趋势相悖。也就是说，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通过城市化以及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来解决经济增长、养老金缴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如果只是把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理解为将人口留在原地、甚至回流，是跟未来发展方向南辕北辙的。
观察者网：本次“七普”数据也公布中国流动人口的情况，趋势更加明显，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由此也想到一点，就是在城乡融合过程中，是不是通过人口流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问题？那么反过来，通常人口流动会影响国家区域布局和经济政策，像这几年热议的城市群、区域战略，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在呼应或调整人口流向？
陆铭：对的，我前面的回答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城乡融合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就个体层面来看，人口流动的方向一定是从劳动力相对富余、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地方流动到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高和经济增长空间大的地方。这种流动，对于个体来讲，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国家来讲，人口流动方向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驱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而且，人口流动方向也反映出在一些自然地理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能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机会，创造就业和提升收入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国家的区域布局和经济政策才会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